因此保罗·利科认为宽容是行使权力时的一种禁欲主义的结果。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应当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这也是国家治理法治化要解决的突出问题。[5]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国家治理与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关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2]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第二，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从根本大法上明确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和作用。[24]二是形式正义的法治。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也是人民群众的共识和关切。
[7] 在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中，虽然机会公平并不能确保结果平等，但它为每个成员的发展提供了公平参与和实现梦想的可能性。世界范围内的法治现代化肇始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法治的现代化进程。在学术界，学者们对我国宪法之宗教信仰自由条款中宗教（信仰）的解释也不一。
[44]而在美国，这些信仰则有可能被视为宗教。美国对宗教的功能解释，自然与其新兴宗教发展迅猛，宗教的神圣观念猛烈变化的社会状况离不开关系。[57]在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宗局）直属单位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宗教事务条例释义》一书中，在介绍我国宗教基本状况内容时，以五大宗教作为介绍内容。Frazee v. Illinois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Security，489 U. S. 829 （1989）。
再次，宪政国家之宪法机关在解释宗教概念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宪法与社会、宗教、神学的对话交流，并采取多种辅助手段来减轻定义的困难和僵硬。[59]五大宗教完全符合前述特征，而民间宗教则鲜有这些要素。
依照《兵役法》的规定，拒绝参战不得选择，这一规定既无差别待遇，也维持中立原则，并不违宪。第四，各国在定义宗教的过程中，既吸收域外的经验，同时又非常注重本国的宗教经验与状况，从而探寻贴切本国国情的定义。它可以视为最高法院对社会和立法机关之严谨略显保守的宗教态度的一种妥协或容让，在Gillette案之后，最高法院在处理宗教问题方面，俨然放弃了之前那种宽松的解释风格，转而以前述融合的方式处理宗教问题。沃伊切赫教授指出，诚挚的要求，在本质上与对个人心智状态的司法审查并无区别。
[11]United States v. Macintosh， 283 U. S. 605 （1931）。以待判断之信仰内容在信仰者生命中的地位，是否已与传统宗教在一般人生命中占有之地位相同，来认定是否为宪法所保障之宗教。它没有为立法机关的其他有关法律的制定、行政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司法部门的判决提供什么是宗教的确切定义。第二，区隔世界观与宗教，将不具有宗教性的信仰纳入宪法保护的世界观范围。
本案当事人为一天主教徒，他的人文主义宗教信仰使他拒绝参战，不过他表示仅仅是拒绝参加越战。这在体系信赖感健全的情况下，自会发挥作用，但一旦信任感被破坏，便会出现上下级、平级规范间的冲突。
而符合这一条件的，在我国，即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芦部信喜乃是将宗教定义做广狭义的区分，狭义的宗教仅指教会（拥有具备了固有教义体系组织背景的宗教），广义的宗教，其概念正如文中所示，乃出自津市奠基仪式案件，即名古屋高等法院对该案所做出的二审违宪判决，该案判词主张，所谓宗教系指对于超自然、超人类之本质（绝对者、造物者、至高之存在等，尤其是神、佛、灵）之存在的确信或对之敬畏崇拜之心情与行为。
[50]洪圣铭：《日本政教分离原则之研究》，淡江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42页。不管是美国修正的主观功能论（甚至包括实质内容论），还是德国的宗教功能+超验性判断和日本的对超自然存在的敬畏崇拜之心情与行为，抑或我国之有可考证的、符合我国现存宗教历史沿革的、不违背本团体章程的经典、教义、教规，都难以视为在宪法层次上最终确定性地阐述宗教的定义。这种违反乃是建立在宗教是特殊的、它应当与世俗哲学区别对待的基础之上，的确，宗教在美国宪法之中被视为第一自由，但在其他国家并不如此。那么德国，则通过高超的立法技术，将世界观与宗教相区别，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则采取严格审查保持宗教定义的稳定性。该款包括两个分句：确立国教分句和信教自由分句，它们统称为宗教条款。而世界观的保护同样纳入基本法第四条中，享有与宗教同等的宪法保护。
[17]United States v. Seeger， 380 U. S. 163（1965）。对超验的严格审查使得法院排除了宗教性淡漠的信仰派别，而世界观与宗教的同等保护，又使得这些信仰派别也能获得对等的保障，这样实施的结果，当然是符合德国一般民众对宗教的期待的。
宗教团体，是由信教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55]。[1]换句话说，在宪法、法律实施过程中，法治机关仍需就具体个案认定事实涉及之信仰团体、实践行为是否为宗教团体、宗教行为。
[64]卜卦、算命、看相、求签、测字等活动在部分地方宗教事务条例中被明确禁止，并冠以封建迷信之名，如上海、黑龙江、海南、广州、江苏、贵州、广东、济南。其次，会出现过分包容的危险。
第一修正案第一款直译为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在威尔逊案之前，国会因不满最高法院在西格案中的宽松解释，修正了《服役法》，将宗教教育与信仰重新定义为不涵盖基本上是属于政治、社会、或哲学的观点，或是个人的一个道德清规。[64]是以，我国这种下位法形成的方式是否妥当，是否有必要重新检讨宗教定义形成的方式，值得仔细斟酌。他们都强烈相信在战争中杀人是错误、违反伦理和道德的，进而他们的良心禁止他们参与此类邪恶的行径。
[60]赵莹莹、罗国辉、程真：《论会道门文化及其特征》，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2）宪法的功能更多地在于为国家和人民划定行为的边界，形成彼此的默契，当宪法为宗教划定出保护和限制的原则范围后，其具体的内容则交付国家和人民来共同形成，这有利于避免制宪者在宗教问题上的独断，从而为宪法容纳更丰富的民主价值。
宪法解释 一、引言 现如今，宗教自由已为国际人权文书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宪法所确认和保障。日本主流学者多主张对法院所提出的宗教概念，一般应将其作广义的解释为妥。
[14]受到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并不须以其可被接受、合逻辑、一致，或可理解为前提。从规定来看，宗教团体的登记与其他社会团体并无差异。
[16]这在对宗教的理解上堪称一个转向。（1）同样是类似美国作法，形成宽泛的宗教概念，但在德国基本法第四条下施加了潜在的限制。[36]Africa v.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662 F. 2d 1035 （1981）。在政治地位上，五大宗教的部分宗教领袖也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中担任副主任或副主席的职务，如丁光训、赵朴初、班禅大师等都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
其具体操作内容，可简述为：[24] 第一，个人主观上相信的事物是否处于个人信仰的中坚位置。[47] 日本宪法与宗教有关的条款为第14条（平等权）与第20条（信教自由），按照权威学者芦部信喜的观点，日本宪法中宗教的含义，应当这样去理解：[48] 《宪法》第20条第1款前段以及第2款宗教信仰自由条文中所称的宗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47]尤伯祥：《宗教自由之权利内涵研究》，政治大学1999年硕士论文，第146页。联邦最高法院否认了他的良心反战者的身份，认为他不是反对所有的战争，而只是越战而已。
该判准包含四个要点，即某一信仰或信条若被视为宗教，必须满足下列要点：[32] 第一，必须存在对上帝（天父、造物主）的信仰或者个人拥有在其生命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对等信仰。[34]该指标类似于蒂利希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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